在当下这样一个加速度奔向“元宇宙”的数字化时代，农耕文明语境下建立起来的传统乡村秩序和道德伦理已经发生了颠覆性变革，再加上工业文明和网络虚拟世界对现代人精神层面的深度异化，让很多人在快节奏、碎片化的现实生活中日益迷失自我。个人命运和社会走向越来越呈现出其不可预知的“黑洞”属性，“内卷”和“躺平”成为社会热词，现实世界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人生命运巨大的偶然性，成为我们每个人所必须面对并不断寻求突围的日常生活困境。徐广慧的中篇小说《杠王》和璧如的短篇小说《女人如玉》，前者采取作者一以贯之的传统乡土小说叙事模式，从几个落生引发的悲剧起笔，以儿童视角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苦难、沉重与自我救赎；后者选择作者熟悉的女性视角描写现代社会年轻人婚姻生活的迷茫与荒诞。这两篇看似毫不相关的作品实际上都是关注人生存境遇的无奈与彷徨，小说主人公深陷生活的泥潭而苦苦挣扎，他们的抗争背后其实也恰恰隐藏着作者试图以文学的方式寻找人生出路的努力，只不过一个是采取迂回隐性的书写，在对悖谬俗世的审视与乡土传统的守望中寻找生命方向，一个是直面当下生活的困境和无奈，以一种隐忍、妥协的方式求得生活和解，在荆棘丛生的后现代密林中寻找人生出路。
徐广慧是一个有野心的小说家。从她的成名作《寂寞的村庄》（载《长城》2009年第4期），到新近刊发的《麦海》（载《人民文学》2021年第9期），当然也包括这篇新鲜出炉的《杠王》，她的文学创作始终围绕着中国北方大运河畔的来福村展开叙事，这座因运河而生的小村庄，恰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以及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这是一个具有文学地理意义的村庄。在一篇创作谈中，徐广慧向创作出世界文学经典《金蔷薇》的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隔空致敬：“如何从泥土里筛出金粉打造永不凋零的金蔷薇，这是每一位作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评论家施战军谈到《寂寞的村庄》时，认为徐广慧的小说具备厚实又敏锐的笔力，现在已经很少见到写得如此用心又真切地保藏村野之气的小说了。徐广慧运用手中的笔勾勒冀南平原这片土地的轮廓，记录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她试图用文学的方式打通时间隧道，开启时空大门，把大运河畔来福村的世间万象、人生百态绘制成映射着生命光辉的文学地图。
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向死而生的意义是，当你无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徐广慧的《杠王》就是一篇向死而生的小说。小说开篇第一句这样写道：“在冀南平原，人们把举办婚事叫做‘过红事儿’，把举办丧事叫做‘过白事儿’。”婚事代表着新生，丧事象征着死亡，红白事是中国农村最隆重、最具仪式性的传统文化习俗。读懂了红白事，便读懂了中国农村，也便读懂了中国。冀南平原来福村办丧事时那些帮忙抬棺材的青壮年劳力组成“杠子会”，出殡途中站在队伍最前面喊号子的会长是“我爹”，被乡亲们戏称为“杠头儿”，小说主人公小木头长大成人后子承父业，人称“杠王”。来福村喊号子源自卫运河纤夫的船号子，小木头的爷爷曾经是卫运河边的纤夫，也是那一带有名的号子手，喊号子是他们的家传手艺。“四邻是不安吧！”“嗨！”“左邻是右舍吧！”“嗨！”“眼里是含泪吧!”“嗨！”“心里是祝福吧！”“嗨！”小说字里行间始终弥漫着号子声，故事情节伴随着号子声声而高低起伏，尤其是小说开头“我”的好友小石头死后“我爹”喊号子，以及小说结尾处小石头父亲李贵小死后“我”喊号子，直接将小说情节推向纵深乃至高潮。徐广慧在小说中借“我爹”之口说出，这号子“声音里有感情，有思想，有对生者和死者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爱护”。古人云：“未知生，焉知死。”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要面临死亡，一切生命皆来自于死亡，并最终走向死亡。在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之后，福柯宣告了人的死亡，他的生存美学便是把死亡当成生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主张要像对待生活那样面对死亡。死亡的悲凉，更衬托出生存的艰辛。徐广慧的小说《杠王》就是在生与死之间不断进行追问、审视和批判，从而寻求自我救赎的人生出路。
徐广慧笔下的农村，从来都不是那种诗意的、美好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她以一种压抑的灰色调作为小说的主基调，抒写这块土地的贫瘠、落后，以及这块土地上人们生活的艰辛、磨难与沉重。“杠子会”喊号子，既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呐喊，更象征着他们集体唱响了一曲传统农耕文明的挽歌，“杠王”也便带有了某种隐喻色彩。饥饿与苦难，可以说是《杠王》这篇小说中所有罪恶与悖谬产生的根源：小石头因饥饿偷吃了地里打过药的落生而身亡；鱼秀水在小石头死后变成了疯子还哭瞎了眼睛；李贵小执拗地认定是“我”药死了小石头，还诬陷“我爹”杀死了鱼秀水，最终死于胰腺癌晚期；“我娘”是个病秧子，常年吃中药躺着下不了炕；“我爹”被李贵小诬陷后被抓进了监狱，出狱后又因喊号子中了风身上长了羊毛疔。“我”的遭遇最为荒诞离奇，充斥着误解、委屈与荒谬，先是失去了最好的伙伴小石头，又被李贵小逼迫着承认是小偷与杀人犯，接着鬼使神差南下武汉、北上山海关，踏上了一条流亡的离乡之路，历尽艰辛回到家乡终于找到了疯子鱼秀水，最后在李贵小的葬礼上因喊号子震惊了世人，从此被人们称为“杠王”。从这个视角来看，《杠王》是一篇关于乡村少年的成长小说，成长的道路上布满了血泪，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徐广慧写出了生之艰难、死之不易。阅读的过程中，读者难免会产生诸多疑问：是“我”杀死了小石头吗？“我”有罪吗？“我”该受到惩罚吗？如果我们再做更进一步的追问，也许还会在社会或者精神层面思考这样的问题：人，应当如何走出童年的阴影？如何在悖谬的世界保持那颗赤子之心？
生活的荒谬之处恰恰在于，人生的追问往往无意义，一连串的提问反而更容易让我们迷失方向。是啊，小石头死了，鱼秀水疯了，“我”莫名其妙成了杀人犯变得沉默寡言变得爱做梦，先是经常梦到小石头，后来又经常梦到鱼秀水。做梦和疯癫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一种模糊的不确定性，是一种非真实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疯癫被认为是梦境之中沉醉不醒的一种状态。这样的状态与笔者在文章开头所描述的当下世界芸芸众生的精神状况颇为吻合，其实疯癫的不仅是鱼秀水个人，还是那个头下脚上的世界，小说借此对社会的悖谬进行了批判和审视。弗洛伊德说，梦是一种愿望的实现。也就是说梦是生活的延伸，是现实人生的平衡路径，在现实中无法得到的东西，只能在梦里实现。疯子鱼秀水失踪后，“我”开始了背井离乡的漂泊之旅。疯子的失踪和少年的漂泊，虽然都有着巨大的偶然性，都有点阴差阳错的意味，但其实它们背后却是一种命运的必然，也是作者有意运用的一种叙事策略。何处是故乡？灵魂何以安放？生养的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亲朋都没有接纳一个疯子和一个少年，他们被迫离家出走，茫茫人海瞬间吞噬了他们。从夏天到冬天，从出走到还乡，四季轮回，他们重新回到原点。然而，当他们归来时，家乡还是那个家乡，他们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他们，仿佛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人，疯子将被治愈，少年将长大成人并成为“杠王”。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悖谬的俗世呢？疯子鱼秀水和爱笑的二大爷在某种程度上给出了答案，他们是小说中极为重要却又截然相反的两个人物。鱼秀水没能承受住生活的沉重打击变成了疯子，但恰恰是这个时而疯癫时而清醒的疯子，一路指引着“我”读书和成长。二大爷经历了人生和俗世的风风雨雨，却依然能够笑对生活，在“我”人生最迷茫的时候让“我”的世界一下子变得豁亮起来。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小说的最后，“我”在李贵小的葬礼上喊号子，既是面对着死亡呐喊，也是面对着过去和虚空呐喊，在这呐喊声中，“我”与从前的自己告别，并最终从人生的枷锁中解脱出来获得了精神的自由。正如福柯所认为的那样，死亡作为真正的虚空，是最有诗意的存在之处，在死亡中，一切皆有可能，一切不回避，最自由，最坦然。
哲学家叔本华有一句名言：“人生就像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中摆荡。”其实，古今中外，历朝历代，不管农村还是城市，不分男女老少，无论富贵贫穷饥饿温饱，困惑迷茫纠结挣扎……这些精神世界的迷障始终都是人生的常态化存在，我们该如何面对生存困境，如何从一团乱麻中寻找出路，是每一个现代人都会遇到的问题。璧如的短篇小说《女人如玉》撷取了现实生活的一朵浪花，写大学老师如玉听闻丈夫王祎出轨的消息后，如何面对第三者（晓霜）的老公，如何面对自己的婚姻，如何抉择今后人生道路的故事。如玉，既是女人的名字，也是女人湿润纯粹的品性，恰如《红楼梦》中宝玉所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一样。一滴水，足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朵浪花，足以窥视海洋的全貌。小说很短，故事也不复杂，虽然有些荒诞却也算不上离奇，真正出场的就两个人物：女人如玉和年轻男人（晓霜的老公），正面描写的只有一个场景：公园派出所后门的林荫道上，另外三个人王祎、晓霜、如玉的女儿都是剪影侧写，寥寥几笔一带而过。整篇小说仅写了一个下午的短暂时光，开头写如玉开着车来到约定地点，男人上了她的车，告诉她王祎出轨了。小说虽是虚构艺术，然而此情此景，却是每个成年人随时都可能偶遇的现实生活片断。人到中年的女人遭遇背叛，应该是什么反应？愤怒，崩溃还是恐慌？作者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内心世界和精神层面的描摹上面，如玉选择不动声色地把决定权留给了自己，没有人能看见她此时内心深处的波澜。委屈、愤怒的年轻男人仍然爱着自己的妻子，他不想离婚又不知道该向谁报复、向谁讨要公道，当他红着眼睛搂住如玉的头狠命亲吻的时候，显然，无处发泄的他选择让如玉替王祎赎罪。然而，为什么是她？丈夫婚内出轨，他人的错误却要由妻子来受难，犯错的又不是她，这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吗？如玉和王祎的婚姻尽管已经没有了爱，但是还没有走到尽头，他们还有家还有孩子，还有对家庭的信仰，他们都不想离婚想维持现有的平静。面对丈夫的背叛，女人如玉并没有迎合男人的愤怒也没有和他结成同盟，被人揭开生活的假象、遭遇背叛和欺骗之后，她用瘦弱的双肩扛起一切，并在这一刻终于悟出了人生的真谛：世界原不过是一个假设，他人的所作所为，不过就是个虚无的影像，又与自己何干呢？因此，小说结尾处男人下车离去，尽管路灯黯淡、雾气弥漫，如玉最终还是“打开车灯，扣上安全带，加速碾过重重心事，向着家的方向飞驰而去”。德国汉学家顾彬曾说，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为了写故事而写故事，为了写一个精彩的故事而忽略、遮蔽了对人的灵魂的刻画，往往故事越来越精彩离奇，而人物却越来越苍白空洞，因此着力刻画少量人物，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更为重要。小说中的男人没有名字，标题也突出了“女人”二字，这样便使小说所写的故事不再指向某个具体的人、某个具体的家庭，而是具有了更为普遍的社会共性意义。
文学即人学，作家写小说实际上也是在写自己，不管是徐广慧的《杠王》，还是璧如的《女人如玉》，都是写她们对当下社会人生的思考。生活就像一张网，悖谬无处不在，往哪里逃呢？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当下社会，精神的错位和价值的迷失往往伴随着身体的疲惫和心灵的倦怠，如何在悖谬的俗世寻求人生出路和灵魂安放，是每一个现代人都需要认真思考却永远也不会找到答案的终极追问。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呢？两篇作品都呈现了作者有益的探索。
